王伯勋是一位长期身处于学院环境中的画家，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度过了十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学院教育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部环节。他给人的印象是，戴一副无边眼镜，衣着整洁而言谈举止从容有度，很具儒雅厚重的学者风范。在他的工作室，书桌和工作台永远一丝不乱。当然，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墙边那一幅幅质朴典雅的作品，和几个书架上摆放整齐的一排排装着五颜六色颜料的玻璃瓶。虽然说艺术家最终是以作品来表达自我，但从日常细节中任然可以看出一位画家的个性。这种个性渗透在王伯勋的创作中，造就了他厚重质朴，淡雅从容的艺术风格。

　　王伯勋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础绘画。在这类画中，可以看出他对造型和绘画技巧的掌握情况以及一些基本的实验。比如在油画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有着扎实的绘画功底。又比如在素描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使用硬笔，用线与点来白描现实的街景、人物；而钉头鼠尾描、颤笔描等传统线描方式被用来描绘现代的异国人物，颇有趣味。第二类作品是他的水墨绘画。这类面向市场的作品使用传统的毛笔、宣纸等材料，用泼、写、染等传统方式进行创作。题材有身处莲池之畔或葫芦架下的畅怀饮酒的文人雅士，形象颇为古拙，画面效果淋漓写意又淡雅从容；也有风雪高原上的藏民和牦牛，画面墨色层次丰富，色彩对比强烈而不失和谐。当然，最值得重视的却是他的第三类作品——工笔重彩的创作。这一类创作是他长期思考、探索的结果，能够真正代表他在艺术道路上所取得的成绩。

　　王伯勋在大学二年级时（1996年）选择进入“工笔人物画室”，在那时候就对工笔绘画的现状与可能的道路有所思考，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工笔人物画创作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复兴之后，兴旺的创作局面已然形成，但是此类创作中细腻、矫饰的风气也初露端倪。我当时就想，这种流行画风不应该是工笔画创作的唯一出路。”在1997年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院所藏唐代壁画时，王伯勋得到启发，初步确立了自己工笔画创作的发展方向，即把壁画的“微妙的凹凸效果，在此之上施以天然矿物色，写意而又精微，金碧辉煌的气氛经久不衰”的效果在架上绘画加以实现和发扬。

　　为实现上述目标，王伯勋进行了深入的艺术考察，从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和日本艺术馆等的艺术藏品吸收了有益养料。同时，他对创作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在颜料上，他从新疆等地收集各色沙、土、石，也对各种矿物原料进行各种配置的尝试——前文提到的他居室的那些小瓶子就装满了这些颜料。在工具上，他使用各个型号的油画笔，再加以修剪。对颜料的提炼以及用水、用胶等作画方式，他都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此外，从抽象元素到具体形象，从身边静物、生活场景到藏族人民——他笔下的艺术形象也进行着转换。王伯勋的创作，正建立于广阔的见闻和广泛的探索之上。

　　王伯勋的努力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以一些作品为例，他的《阿格拉的城堡》更偏向于抽象画，里面隐藏的具象因素——棱角分明的墙壁和弧线的穹顶却很明确的说出主题，而画里斑驳甚至流淌的原料似乎在讲述城堡的沧桑岁月。《池之端1》画的是几种植物。作品的总体效果显得和谐静谧：它们生长于灰黄、褐色、黑白几种颜色的花盆中，站立在黑褐相间的厚重木案上；芦荟被处理为蓝色、仙人球则近于方形，这都加强了沉稳的效果。但其中又暗藏动感，一枝红叶从前景横斜而下，芦荟等植物的枝叶都在画面空间里蜿蜒。尤其是最右边绿色植物的几片大叶子向右边折下，配合了红叶的走向。整个画面色泽鲜明，但又不失雅致而沦为俗艳。《唐风》画的也是静物，在其中使用了唐俑和车马壁画复制品的形象，直接表明了与唐代艺术的关系。墙壁、桌子、壁画复制品、陶碗、莲蓬等物以黑色、褐色、灰色为主色调，而仕女俑——为达成和谐她的形体特别是发髻也被处理得近于几何体——被赋予了白色色调，站立于放在篮子里的白花旁。这样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对比，让整个画面古雅、庄重又不失灵巧。《家园绿荫》里，连续的画面被处理成了三联画——这让人联想起传统的屏风画形式。大片的绿荫里，左幅画面中一对青年男女对着植物正指点交谈，最左边露出了“星巴克”的招牌一角，椅子、桌子、凉棚都半藏于绿色里。中间几位中年人正在看鸟闲聊。右边则是一对母子，母亲在微弯身子观看植物。画的就是一副日常景象，整个画面颜色也颇明艳，却是处于宁静温馨的气氛中，全不见重彩画里习见的矫揉造作之气。在以藏族生活为题材的《藏地-红墙》这一六联画的近作中，画面最右边的两位藏民衣着简朴，裹红头巾的那位背着个孩子，后面跟着同伴，应该是马上就要进入庙宇。她前面是一位衣饰华贵的妇女，正站立墙边让道——她们之间好像还在互相打量，她们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的悬殊在庙宇前已经取消了？背上的小孩轻揪着母亲的衣服，向左斜下方看去，是什么吸引了他？还是仅仅是儿童的轻微不耐？她们前方——也即画面左边，一位喇嘛穿着红衣服（与略为斑驳的红墙相映成趣），半边脸裹在红色衣袍中，谦逊地半低着头，缓缓前行。这幅作品画出了藏族宗教生活的庄重肃穆之气，又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内容非常饱满，十分动人。王伯勋的作品都宁静和谐、厚重沉稳，表明画家实现了自己“洗涤工笔画细腻、矫饰之风”的艺术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王伯勋的作品，经常体现出作者在架上绘画创作中继承传统、却又锐意创新的追求。如前文已经提到《家园•绿荫》采用了屏风画形式；而《唐风》等作品的艺术形象直接继承了古代的艺术形象，《唐风》里的仕女发髻被处理出了水墨晕染的效果；《闲庭（之一）》中，几种植物之间也有几处被处理出了淡彩晕染的效果，最左边芦荟叶子下还藏着作者的签名和印章；《闲居（之一）》里水果刀使用了发亮的矿物原料；《藏地-红墙》中也用了闪亮的金属矿物，很好的刻画出了藏民银饰的质感。王伯勋在创作中，经常采用层层厚涂、反复刮擦、局部冲洗、丝网压印等手段来画出墙面、陶器、桌案等形象，以造成凹凸不平、斑驳陆离的效果。

　　我们常常谈论继承和发扬传统。传统的中国艺术在历史的行进中，一直是在比较单一的评价系统中来进行定位的，在明清时更以“文人画”为中心而演进。但实际上，中国艺术在历史中存在多种传统。怎样去继承和发扬多样的传统，是艺术家面临的任务之一；当然，同时还涉及到在当代种种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手法之中进行选择和突破。王伯勋对于文化、社会具有很强的责任感，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学者型”的艺术家。确实，他对传统的解读、定位，对艺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有一套自己的思路和办法。他很明确自己要继承汉唐壁画的传统，让这一被边缘化和失去传承的传统在架上绘画焕发活力，为广大人群所接受。他在这一条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本文标题所言，正是达成了“工笔去雕琢，重彩写真意”之美，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好评。

　　在具体创作上，王伯勋艺术的新意主要表现在工具、原料的使用和色彩效果的探索，也表现在形象的运用上，与这些配合还有一系列颇为独特的作画方式。令人欣慰的是，王伯勋从不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绩，而是一直在进行深入的探索。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持续开拓着自己的绘画题材。最近，他花了大量精力用于创作表现藏族生活的《藏地-红墙》、《藏地-白墙》系列等作品，在画面基本色调和色彩关系的处理上又有新的突破，作品中的色彩效果也更加绚烂和微妙。需要强调的是王伯勋并没有局限于技巧和语言的创新，而始终是用有效的艺术语言，在作品中表达和传递着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感动——他的表达实际上也日益有力。艺术创作就是这样，问题的不断浮现，更为重要的是生活本身和艺术家体验的无限丰富，保证了艺术活动的常创常新。

　　对于艺术家而言，艺术观念怎样和艺术手法，更进一步地与自己对生活、生命的感受融为一体，进而运用某种艺术语言，微妙的呈现、揭示自我以至世界的情感和意义，是一个需要艰苦与漫长的努力才能够达成、然后又需要不断进行深化的过程。王伯勋的艺术创作已经颇具名家气象，相信他能够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   赵星垣